“你应该这样做……”“你听我说，……”“以为我的经验看，……”“你听我的……”听到这类的话，我总会觉得耳熟。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可是转念想，我总是在很多事情上，缺少人生的阅历，缺乏处事的经验，那别人的告诫，似乎就有了极其重要的价值。

于是，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或者礼貌，或者尊敬，抑或怀揣着学徒般的心境，我总会吸收或接纳这些经验和道理。

原来的我不懂，即使现在的我也总是恍惚。我对他人生活上的建议的听取标准往往取决于是否对我有利。简而言之，是否与我没有说出口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人的建议归根结底不过是自我意识的投射。我并非没有想法，那种抽象的、利己的、节约成本的、寻求捷径的思路早在我思考问题时便已产生，但由于某种限制——外在的条件、所受的教育、理念、品德、集体意识的规束，都使我不能理所应当地解决问题，我需要寻求一种规范、正义、合法的流程，于是便产生了困惑。

维特根斯坦发问：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讲实话？

捡到一个手机，要不要归还？当然要，而且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联系失主、归还手机，这是一种正义且符合主流价值的选择。那捡到一张百元大钞呢？我没有了肯定的答案：归还，是符合法理、符合教育、符合主流价值的，但它不符合人性、不符合现实情况下人们做出的自主选择。

是手机的价值不如百元钞票吗？必然不是，手机的价值远远高于钞票，但获取的风险也远远高于“揣兜就走”的钞票。手机具有明显的个人属性，且如今的手机都具备防盗、防丢失功能，先不说这种占为己有的成本之高，到手之后能不能用都是另一回事。因此归还手机，是一件既趋利避害又能满足荣誉感、自豪感的“崇高”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那么回到最初的假设，如果我是一名手机工程师，轻松便可将手机一键还原成为“新手机”，那我还会归还吗？获取成本几乎为零的时候，我又会做何选择？

假设，往往是一种理性推演，而我总会在思考社会问题的时候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我相信，一个能够成为“手机工程师”的人，起码在思想道德处于平均之上。这时矛盾就他在心里产生。归还，或者不归还的决断，就在一念之间。

他的朋友说，你应该归还，你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你也不缺这些钱，不要因小失大，为了这点钱玷污了你的品德。

他的另一个朋友说，当然不用还呀，你是脑子有问题吗？这么好的运气，白给的钱你不要？

两人的言论在工程师的耳中争锋、中和，归根结底，最终的选择还是取决于工程师自身的善恶。但如果他只有这两位朋友中的其中一位，结局就可能不同了。

难道我要去谴责他的另一位朋友毫无品德？听信他的结果只是让工程师自己获利而已。难道我要去推崇他的第一位朋友能够坚守底线？他不过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传达了更主流的道理而已。

恶者论心，虽有百利而不耻；善者论迹，荣得浮名而不达。众所兼顾，从未闻之。

维特根斯坦的自己的结论是：当你选择在有利时撒谎，你不只是选了一个行为，而是在选择一种孤立、寄生、最终会瓦解自身意义的生活形式；选择诚实，则是选择去维系那个让信任、知识和爱成为可能的世界。‌‌

但作为听道理的人，还有拥有最终决断的权利，只是本心善恶、如何选择、又应承担何种代价，都需要自己权衡利弊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