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笑茶馆

莫笑茶馆的格局，和别处倒也没什么两样。临街一间铺面，摆着七八张黑漆方桌，靠里是柜台，柜台上搁一把紫砂壶，壶嘴缺了一角，掌柜的也不换，说是有个缺角才像个老物件。茶馆的名字写在匾上，“莫笑”两个字，据说是前清一个举人写的，笔画倒也周正，只是那“笑”字底下的一撇拖得特别长，像是要往地上扎下去似的。

来喝茶的，多是些闲人。有穿着长衫的，有穿着短褂的，也有几个穿着半旧西装、却留着辫子头的——这年头怪事多，留辫子头的倒不稀奇了。他们各据一方，慢慢地喝着茶，慢慢地说话。说话的声音起初是低的，渐渐高起来，高到一定地步，又突然低下去，低成一阵嗡嗡的声响，像夏天的蚊子在耳边绕。若是你细听，便能听出些门道来：西边那两张桌子的，自称“博古派”，专讲什么汉唐气象、宋明风骨，开口便是“祖宗之法不可废”；东边靠窗那三张桌子的，唤作“维新派”，满口洋文洋理，说“不学西方，便是死路一条”；门口那几张小凳上坐的，是“乡土派”，谈的是乡下的事，种田、纳粮、保甲、团练，偶尔也骂几句城里人的洋气。三派人各说各的，谁也不听谁的，却偏偏要在同一个茶馆里坐着，仿佛离了对方的话头，自己的话便没处安放似的。

掌柜的姓陆，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子，脸上永远挂着笑，那笑却像贴在脸上的纸，揭下来便是一张木然的脸。他常说：“他们吵他们的，咱们卖咱们的茶，横竖茶钱不会少。”伙计阿福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端茶倒水，擦桌扫地，有时候听他们吵得热闹，便忘了手上的活计，掌柜的就要骂：“看什么看？仔细烫了手！”

我第一次见秦青，是在一个冬天的下午。那天很冷，茶馆里生了一个铁炉子，炉火半死不活的，烟气倒窜了一屋子。秦青就坐在炉子旁边的一张桌上，身上穿着一件灰布长衫，长衫的袖口磨得发白，领子上的油光却亮得刺眼。他约莫三十来岁，脸是青白的，颧骨很高，眼睛倒不小，只是眼珠子转得太快，像是不停地在寻找什么。他面前放着一碗茶，那茶已经泡得没了颜色，他却端起来，一口一口地抿，抿得很慢，仿佛那碗里是什么琼浆玉液。

“这位是秦青秦先生，”掌柜的见我看着那人，便低声说，“常来的，就是不怎么点茶，一碗茶能坐一天。你多给他续续水，横竖茶叶是泡过的了。”我点了点头，心里想，又是一个穷酸。

秦青第一次开口说话，是在博古派和维新派吵得最厉害的那个晚上。那天不知怎的，两派人争执起来，博古派的说维新派“数典忘祖”，维新派的说博古派“抱残守缺”。一个长胡子的老者拍着桌子喊道：“你们懂什么？孔孟之道，亘古不变！”对面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冷笑一声：“孔孟之道若能救国，中国何至于此？”两下里越吵越凶，眼看就要动起手来。这时候，秦青忽然站了起来。

他站起来的动作很大，险些把椅子带倒。他先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口说：“诸、诸位，依、依我看，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也、也都欠妥。”他说话有些结巴，但极力要说得流畅，于是脸上便显出用力的神情，青白的脸涨得有些发红。“博古派的先、先生们，孔孟之道固、固然是好，但也不能泥古不化；维新派的先生们，西方的东西固然是新，但也不能全盘照、照搬。我有一法，可以折中——”他顿了一顿，扫视了众人一眼，见大家都望着他，便有些得意，声音也大了些，“取孔孟之精华，融西方之技艺，谓之‘中体西用’，此乃不二法门也！”

他说完，满以为会得到一片赞许，谁知两边的人都笑了起来。博古派的长胡子老者捋着胡子说：“中体西用？体都坏了，用还有什么用？”维新派的戴眼镜年轻人推了推镜框：“什么‘中体西用’，不过是披着儒服的洋奴罢了。”两派人难得地达成了一致，都拿秦青当笑柄。秦青的脸更红了，红得像猪肝，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只是“这、这、这”地结巴了半晌，最后颓然坐下，端起那碗白水一样的茶，大口大口地喝。

我给他续水的时候，听见他低声嘟囔：“他们不懂，他们不懂。”我便附和了一句：“是，是，他们不懂。”他便抬起头来看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感激，又有些怜悯，仿佛在说“也只有你这样的伙计才明白我”。我心里觉得好笑，脸上却没有露出来。

此后秦青便来得更勤了。他每次来，照例只点一碗最便宜的茶，一坐就是半天。他不再轻易开口，而是竖起耳朵听各派的人说话。今天听博古派的，明天听维新派的，后天又听乡土派的。他的脑袋像个水缸，什么都往里装，却不知道把这些水搅成了什么浑汤。有时候他听到得意处，便不自觉地点头，点得很有节奏，仿佛在打拍子；有时候他又皱起眉头，嘴里念念有词，像是在反驳，又像是在附和。过了一阵子，他终于又忍不住开口了。

那天乡土派的人在议论今年的收成，说粮价涨了，又说保长催捐税催得紧。一个老农模样的汉子叹道：“这年头，庄稼人活不下去了。”另一个年轻人接口道：“活不下去就闹啊，古人说的，官逼民反！”秦青听到“古人说的”这四个字，眼睛一亮，立即插嘴道：“这位兄台说得极是。不、不过，‘官逼民反’这四个字，出自《水浒传》，是小说家言，不、不足为训。依我看，应当上书县衙，循、循正规途径，方为正道。”那年轻人横了他一眼：“正规途径？你上过书吗？”秦青一怔，说：“我、我正打算上。”周围的人便笑了起来。有人问：“你上书说什么？”秦青想了想，说：“说、说减租减息，改良农具，兴修水利——”话没说完，又有人笑道：“你一个连地都没有的人，倒替庄稼人操起心来了。”秦青的脸又红了，红着红着，忽然变成青的，他猛地站起来，袖子一甩，差点把茶碗带翻，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们这是——这是——鼠目寸光！”说完便匆匆走了，连茶碗里的水都没喝完。

第二天他又来了，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照例坐在炉子旁边，照例要一碗最便宜的茶。我给他续水的时候，他忽然拉住我的袖子，低声说：“小哥，你说，我昨天的提议，是不是很有道理？”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好说：“有道理，有道理。”他便点点头，很满意地笑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茶馆里的三派人依旧各说各的，博古派的引经据典，维新派的谈西论东，乡土派的骂天骂地。他们之间偶尔也会吵，但吵来吵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总是不了了之。秦青像一只嗡嗡叫的苍蝇，在各派之间飞来飞去，今天学一句“祖宗之法”，明天背一句“民主科学”，后天又喊一声“为民请命”，但每一句都学得不像，每一个词都用得不是地方。有一次他居然当着博古派的面说“孔子是封建余孽”，气得博古派的人差点拿茶碗砸他；又有一次他对着维新派的人大谈“中学为体”，维新派的人便笑他“朽木不可雕也”。他左右不讨好，却乐此不疲，仿佛被人骂也是一种荣耀。

有一天，茶馆里来了一个陌生人。那人穿着黑色的大褂，戴着一顶礼帽，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面目。他进来后不坐桌子，径直走到柜台前，和掌柜的低语了几句。掌柜的脸色变了变，随即又堆起笑来，给那人倒了一碗茶。那人端着茶，站在茶馆中间，环顾了一圈，忽然开口说话。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了茶馆的每一个角落。

“诸位，天天在这里吵，有什么意思？”他说，“你们博古的，维新派的，乡土的，吵了几年了，吵出什么结果来了？国家还是这个国家，百姓还是这个百姓。我倒有一个主意，不如大家联合起来，做点实事。”

茶馆里一下子安静了。所有人都看着这个陌生人。秦青也看着他，眼睛睁得很大，嘴唇微微张着，像是要说什么，又不敢说。

博古派的长胡子老者咳了一声：“联合？怎么个联合法？”

陌生人笑了笑，那笑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像是嘲讽，又像是怜悯。“很简单，你们都有道理，但你们的道理都不全。只有把你们的道理合在一起，再加上我的道理，才能成事。”

“你的道理是什么？”维新派的年轻人问。

陌生人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展开来，上面写了几行字。他念了一遍，念得很慢，每个字都念得很清楚。那几行字的意思，大致是说：要成立一个“莫笑茶社”，推举一位社长，大家共同商议国事。至于社长的人选，陌生人说，他认识一个极有见识的人，可以担任。

茶馆里的人面面相觑。博古派的觉得这主意太新，维新派的觉得这主意太旧，乡土派的觉得这主意与他们无关。但谁也没有明确反对，因为反对就等于承认自己不想做实事。于是大家含糊地应着，说“再议再议”。陌生人也不急，留下那张纸，戴上礼帽，走了。

那天之后，茶馆里的气氛就变了。三派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各说各的，而是开始互相试探、互相拉拢。博古派的找维新派的喝茶，维新派的找乡土派的聊天，乡土派的又找博古派的叙旧。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那笑比掌柜的还假。他们嘴里说着“联合”，心里却打着各自的算盘。秦青夹在中间，一会儿被拉到这里，一会儿被拉到那里，他觉得自己终于被重视了，兴奋得满脸通红，逢人便说：“我就说嘛，联合才是正路！”

过了几天，那陌生人又来了。这次他带来了那个“极有见识的人”。那人姓什么，叫什么，我已经忘了，只记得他穿着一件绸缎长衫，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每说一句都要停顿一下，仿佛在等别人鼓掌。他在茶馆里坐了一会儿，和各方的人谈了谈，最后定下一个日子，说要正式成立“莫笑茶社”，推举他为社长。

到了那一天，茶馆里坐满了人。博古派、维新派、乡土派的人都来了，秦青也早早地来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头发梳得油光光的，像是抹了菜油。那姓什么的社长站在柜台前面，发表了一通演讲，说“团结就是力量”，说“众人拾柴火焰高”，说得天花乱坠。他说完，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博古派的提出要尊孔，维新派的提出要学西，乡土派的提出要减税。社长一一答应了，只是每答应一条，都要加一个“但”字。最后大家举手表决，通过了章程，推举了社长，还选了几个理事。秦青没有被选上理事，但他自告奋勇要当“书记”，负责记录会议内容。社长看了他一眼，笑了笑，说：“也好。”

于是“莫笑茶社”就算成立了。起初几天，大家还有些热情，天天聚在茶馆里开会。开会的时候，各说各的，谁也不听谁的，和从前没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是，从前是三家分说，现在多了一个社长在上面压着，大家说话客气了些，但吵起来的时候，照样拍桌子瞪眼。秦青拿着纸笔，认真记录每个人的发言，可是他记着记着就乱了，因为他分不清哪些话重要，哪些话不重要，便把所有的话都记下来，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社长看了他的记录，皱了皱眉，说：“你记的这是什么？重要的没记，不重要的记了一大堆。”秦青涨红了脸，争辩道：“我、我都是如实记录的。”社长摆了摆手，不再理他。

又过了几天，矛盾就出来了。博古派的觉得社长偏袒维新派的，维新派的觉得社长偏心乡土派的，乡土派的觉得社长和博古派走得太近。三派人互相猜忌，互相攻讦，说的话越来越难听。社长起初还居中调停，后来也烦了，便说：“你们自己商量吧，我有事先走了。”他一走，茶馆里就更乱了。博古派的骂维新派是“洋奴”，维新派的骂博古派是“腐儒”，乡土派的骂两派都是“吃闲饭的”。秦青夹在中间，一会儿帮博古派的说话，一会儿又替维新派的辩解，最后两边都不讨好，被一个人指着鼻子骂：“你算什么东西？墙头草，两边倒！”秦青的脸由红变白，由白变青，嘴唇哆嗦了半天，终于挤出一句：“你、你、你不可理喻！”说完便摔门而去。

那天之后，秦青有好几天没来茶馆。我向掌柜的问起，掌柜的摇摇头，说：“谁知道呢？也许病了，也许死了。”过了十来天，他又来了，只是人瘦了一圈，眼睛陷了下去，脸上的青白色更重了，像一块发了霉的豆腐。他坐在老位子上，要了一碗茶，也不喝，就那么坐着，眼睛直直地看着炉子里的火。我给他续水的时候，听见他喃喃地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问他明白什么了，他不回答，只是反复说着“我明白了”。

又过了几天，茶馆里传出一个消息：秦青在外面惹了事。据说他跑到县衙门口去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题目是什么《联合论》，内容是把博古派、维新派、乡土派和那陌生人的话揉在一起，颠三倒四，不知所云。他还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又在名字下面写了一个头衔：“莫笑茶社书记”。县衙的人看了，觉得可笑，又觉得可疑，便把他抓了进去，关了几天才放出来。

放出来之后，他整个人就变了。不是变疯，也不是变哑，而是变得安静了，安静得像一把搁在角落里的旧椅子。他再来茶馆的时候，不再抢着说话，不再结结巴巴地争辩，只是静静地坐着，静静地喝茶。有时候他抬起头来，看看那些还在争论的人，嘴角浮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那笑里藏着什么，谁也看不出来。阿福给他续水，他会轻轻点一下头，像是一个很体面的人。掌柜的说：“秦先生这回倒是像个先生了。”但掌柜的说这话时，脸上是带着讥诮的。

大约过了半个月，有一天下午，太阳很好，茶馆里比往常亮堂些。秦青来了，穿着一件干净的灰布长衫——那长衫居然洗过了，领子上的油光也淡了许多。他破例要了一碗好茶，不是最便宜的那种，而是八文钱一碗的“雨前”。阿福端上去的时候，特意多看了他两眼。他也不说话，端起碗来，慢慢地喝，喝得很认真，像是在品味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一碗茶喝了半个时辰，喝到碗底只剩茶叶渣子，他又要了一壶开水，自己续上，再喝。

喝完了，他站起来。这一次站得很稳，没有带倒椅子。他从怀里摸出几文钱，数了又数，放在桌上，茶钱之外，居然还多出两文。掌柜的看见了，有些诧异——秦青向来是不给赏钱的。

“秦先生，要走了？”掌柜的问。

秦青转过身来，脸上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神情。不是从前那种急于争辩的亢奋，也不是被嘲笑后的窘迫，而是一种平静的、近乎空茫的郑重。他拱了拱手，说：“掌柜的，诸位，我要远行了。”

茶馆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抬起头来看他。博古派的长胡子老者捋着胡子，没说话。维新派的戴眼镜年轻人推了推镜框，也没说话。乡土派的几个人互相看了看，有一个笑了一声，那笑声很短，像是被什么东西掐断了。

“远行？去哪儿？”阿福问。

秦青没有回答。他看了一眼茶馆的门口，看了一眼那块“莫笑”的匾，看了一眼炉子里半死不活的火，然后转过身，走了出去。他的步子不快不慢，灰布长衫的下摆轻轻扫过门槛。门外是冬天惨白的太阳，照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条瘦弱的河，流进了街上的尘土里。

他再也没有来过。

起初，大家还偶尔提起他。掌柜的说：“欠的茶钱倒是结清了。”阿福说：“他那两文赏钱，我买了两块糖。”博古派的人说：“此人不足与谋。”维新派的人说：“一个糊涂人罢了。”乡土派的人说：“走了好，清净。”说过几次之后，便不再说了。茶馆里照样嗡嗡的，各说各的，谁也不听谁的。只是那张靠炉子的桌子空了出来，偶尔有人坐，坐一会儿又换了地方，说那里有风。

大约过了两个月，春天来了，茶馆门口的老槐树发了新芽。有一天，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进来喝茶，喝着喝着，忽然说了一件事。他说他上个月去了北边的清源县，在官道旁边的一座草棚里歇脚，看见草棚里躺着一具尸体。那尸体穿着一件灰布长衫，脸已经烂了一半，看不清面目。身边放着一个包袱，包袱里没有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叠纸，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字迹歪歪扭扭，像是蚂蚁在纸上爬。他大着胆子凑近看了看，头一页写着三个大字：“联合论”。后面的就看不懂了，颠三倒四，一会儿讲孔孟，一会儿讲洋文，一会儿又讲种田的事。

货郎说到这里，摇了摇头：“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疯子，死在半路上，也没个人收尸。”

茶馆里安静了一瞬。阿福正要开口，掌柜的咳嗽了一声，说：“茶凉了，给你续上。”那货郎便端起碗来喝茶，不再说了。

博古派的长胡子老者端起自己的茶碗，吹了吹浮沫，对旁边的人说：“适才说到哪里了？对了，孟子曰，民为贵……”维新派的戴眼镜年轻人也转过头去，对同伴说：“据最近一期《新潮》杂志上的文章……”乡土派的几个人又开始议论今年的春旱。

嗡嗡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像夏天的蚊子，热闹得很。

我站在柜台后面擦碗，擦着擦着，忽然想起秦青那天走的时候，步子是不快不慢的。他没有回头。我也没有看见他的脸——只记得他的背影被太阳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条瘦弱的河。

至于那具尸体究竟是不是他，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大约是的罢。大约不是的罢。横竖这茶馆里少一个人，多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分别。只是那张靠炉子的桌子，后来再也没有人坐过。掌柜的说那里有风，其实是没有风的。

ps:初三写的，不见得好，要是写的有问题请别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