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表旧栖

辽东旧城外有华表二，白石所琢，望之如鹤骨。

土人相传，昔丁令威学道千年，化鹤而归，集于华表，口作人言曰：

“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

余少读《搜神记》，至此每掩卷久之。千年归乡，城郭犹在，而故人皆非，仙者立于华表之上，俯观尘世，似有无穷寂寞。彼时但觉其辞清冷，不知其下有血。

后入史馆，掌方志、谱牒、金石诸事，渐知古书所载怪异，多有两层。其上为神仙，其下为账。其上为碑文，其下为骨。传之既久，血色入墨，腥气入纸，人遂不觉。

余初至辽东，在宣统末年。（20世纪初）

是时旧城将拆，官署欲迁，惟城外华表二不可动。役夫举镐击之，石中渗水，色微红，腥而不臭。监工者曰：“铁锈耳。”命复凿。翌日，凿石三人皆病，面如灰纸，齿根出血，喃喃曰：

“石有主，石有主。”

乡绅周氏闻余至，具席相邀，曰先生识古，当为此物作考。周宅在城北，门前亦有小华表一对，仅尺许，石色温润，如久经人手摩挲。席间周公子言笑从容，谓辽东数百年兵灾，周氏独能不衰，皆赖城外二表镇之。

余问：“府上祀丁令威乎？”

周公子笑曰：“不敢言祀。祖上传法，逢岁荒，逢兵乱，逢改朝换代，须往华表前献酒一盏。酒既献，家中平安。”

其言“平安”二字时，席上诸人皆低首。

是夜宿周氏书楼。楼中方志、家谱、契券盈架。余翻得《周氏祠录》一册，纸被虫蚀，而字尚明。其上载：顺治九年大饥，周氏开仓赈民，活人无算；康熙三十七年蝗灾，周氏代民纳粮，乡人感泣；乾隆五十一年河决，周氏筑堤护城，功德立碑。

若止观此，周氏真善族也。

然祠录夹层别有薄册，题曰《白租簿》。所记年月与外册同，而不书施恩，只书田亩、户口、丁数、欠额。

（1652）顺治九年，大饥，收瘦田三千亩。

（1697）康熙三十七年，蝗灾，收女口四十七，童仆九十六。

（1786）乾隆五十一年，河决，借筑堤银，息滚三世。

每页之末，有朱笔一点，圆若血珠。

余读至卷尾，见蝇头小字一行：

“丁鹤夜归，表上取息。”

余心寒。

次日，借勘古为名，往城外观华表。石柱经千年风雨，纹理尚清。世人皆谓螭龙蟠绕，余以湿纸拓之，乃见所谓螭首，皆若鹤喙；所谓鳞纹，皆若官服补子；所谓云气，细视之，乃一行行人名，密密隐于石肤之下。

其字非一时一代。有汉隶，有唐楷，有宋人瘦笔，有明清细书，亦有近年墨迹。古者已淡，新者犹鲜，像刚从活人口中取出。

黄昏，周公子携酒来祭。随从捧银壶，壶中酒色淡红。不焚香，不叩首，但倾酒于华表根部。土中微微鼓动，如有物在地下饮。少顷，柱顶忽作鹤唳。

其声甚远，又甚近，似从史书最深处传来。

周公子仰视，神色恭谨。其后数佃户伏地，面黄肌瘦，不敢抬头。余闻其中一人咳，咳声湿而带血。

余问：“此酒何名？”

曰：“鹤浆。”

“何所酿？”

曰：“岁入所酿。”

余默然。

夜归途中，白雾自地生。雾中城郭层层开列：一重为汉城，旌旗猎猎；一重为唐垒，鼓角苍然；一重为明堡，烽烟压月；其后清署、民居、票号、洋楼，次第显没。

每重城门前，皆立一群人。

衣冠随世而变，而面目仿佛不改。有时佩玉，有时冠梁，有时绯袍，有时貂裘，有时剪辫戴帽，有时拄文明杖。其后则有更多人低头而行，或负粮，或推车，或抱儿，或卖田契，或签借据，或按手印。低头者年年不同，面孔如潮水退去，层层压下，末后皆成白土。

华表顶上有鹤。

其形高于常鹤数倍，羽白无瑕。白得不似活物，倒似经年累月洗净了什么。它垂长颈，以喙点石。每一点，雾中便有一人影瘪下，如骨血尽去；而衣冠整齐者，面色润一分，眼色明一分。

余始悟丁令威所谓“城郭如故”，并非城墙不坏、宫阙不焚、旗号不易。所谓如故者，不过有物能于废墟中认得其座位。

鹤开口，声温若祠中读祭文者：

“去家千年今始归。”

雾中众人齐应：

“归。”

余见周氏祖先自汉城影中出，又自唐垒、明堡、清署中出。其人未必皆姓周。有姓李者，有姓赵者，有姓完颜、爱新觉罗者，亦有无姓名者，只在契尾盖一红印。然至华表前，皆自袖中取淡红之酒，献于白鹤。

白鹤饮罢，以喙啄破胸前一羽，羽中落清露一滴。众人争承之，饮后白发转黑，病骨生肌。于是复入城中，继续开仓，继续赈灾，继续筑堤，继续立碑。

翌日，余病卧客舍。

周公子来视，送参汤一碗，曰先生受寒。汤色微红，余辞不饮。周公子亦不强，只坐窗前，缓缓曰：“先生读书人，当知世道循环。无论哪朝，总要有人守城郭。百姓如草，春生秋枯，自己也记不得自己。若无人替他们记，岂不连坟都没有？”

余问：“华表中诸名，是记他们？”

曰：“自然。”

“记之何益？”

周公子沉默良久，笑曰：“总比白死好。”

言未毕，院中仆人抬薄棺过。棺甚轻，如内无尸。仆曰昨夜一佃户暴死，家中欠租，无钱收殓，周氏代葬。

周公子望棺而叹，其神情真似慈悲。

三日后，旧城拆至华表附近。新任官员不信邪，命兵丁以火药炸石。午后一声巨响，烟尘蔽天。尘散，两表仍立，惟石皮剥落少许，内露暗红脉络，如活物血管。炸石兵丁七窍流血，倒地时身躯薄如纸。

当夜，城中大乱。

百姓传言华表怒，丁令威招人学仙。周氏却开祠施粥。粥棚前排长队，人人得热粥一碗，饮后不复哭闹，只神色恍惚，归家取田契、身契、借据，送至周宅门前。

余匿于书楼，见纸券一箱箱抬入祠堂。祠堂正中不供祖宗牌位，惟供白石鹤一。石鹤眼中有银点旋转，如天外极远之星。周公子跪鹤前，将契券焚入铜炉。火白而烟红，缕缕钻入石鹤喙中。

祠堂深处有低语。

有官话，有乡音，有古音，有不可辨之蛮语。万声相叠，若千年账册被风翻动。

“已收。”

“已纳。”

“已归。”

余忽忆诗中一句：

“人民非。”

非谓故人尽亡。

乃谓在某些眼中，人本不必为人。

可为丁口，可为田亩，可为欠额，可为香火，可为功德碑下无名骨，可为祠录末尾一点朱砂。

余趁乱出周宅，怀中藏《白租簿》。至城外，月上华表，白鹤已立其巅。它不追，只偏首视我，眼中似有怜悯。

它曰：“何不学仙？”

余问：“仙为何物？”

白鹤张翼。

翼下非羽，乃门第、官阶、诏书、田契、庙碑、族谱，层层洁白庄严。每一层下皆渗暗红。其声自天顶垂下，温如教诲：

“食人而不见血，历劫而不称妖，是为仙。”

余狂奔入荒野。

（1928）民国十七年春，我又到了辽东。

这一次，城已经不是我从前见过的城了。城墙拆了大半，官道改成马路，周宅也不再挂旧匾，改作县公署。门前立着两根水泥柱，柱顶装白色路灯。夜里灯亮，远远看去，像两只白鹤垂颈站着。

公署里的人穿中山装，话也和从前不同。旧时的幕友、账房、书吏，如今多称录事、文牍员、科员、办事员。桌上不摆香炉，摆墨水瓶；不放酒盏，放印泥盒；不说丁口，说户数；不说欠租，说摊派；不说族规，说章程。

我起初真以为这是新世道。

县里请我帮忙清理旧契，说要查明田界，整理户籍，使豪族不能再以旧纸欺人。我那时听了，心中甚至有一点快意。周氏祠堂空了，匾额摘了，华表也说是被推倒填路了。若一切旧物都进了册，见了光，妖鹤还能藏到哪里去？

于是我留在公署，做了四十多天。

每日伏案，把旧契上的姓名誊入新册，把散乱的田界画成图，把一户一户的人口、劳力、田亩、捐输、赈济，分成栏，编号，盖印。新表格印得很整齐，纸也白。我常常对自己说：旧账可怕，是因藏在祠堂密室；新册不同，是为办事，为清理，为将来有据。

三月十二日夜，风很大。

西廊那盏白路灯忽明忽暗，照得案上纸页一阵一阵发白。我以为窗没关，起身要去掩，忽见案上的新册自己翻开了。

一页旧契写：顺治九年，大饥，周氏收瘦田三千亩。

旁边新册写：民国十七年，清丈入册，公用田三千亩。

旧契写：康熙三十七年，蝗灾，收女口四十七，童仆九十六。

新册写：救济户一百四十三口，编入工役名册。

旧契写：乾隆五十一年，借筑堤银，息滚三世。

新册写：地方建设费，分年摊还。

字不同，纸不同，称呼也不同。可是每页末尾都有红印。那些红印本来是我白天盖的，此刻却像刚落下去，还湿着，慢慢往纸背渗。

我拿帕子去擦，红印散开，变成许多小字。小字像蚂蚁一样爬，从旧契爬到新册，又从新册爬到空白表格里。爬着爬着，排成一个个名字。

其中有我的名字。

沈砚生。

旁边两个小字：经手。

我吓得合上册子。

第二天问一位科员，这页是谁送核的。那人笑，说先生昨夜亲自签的，怎么忘了？他从抽屉里拿出送核簿，给我看。签名处果然是我的字。墨还没有干透。

我没有再问。

从那以后，我夜里常听见公署后院有鹤声。并不高，也不清。像钢笔尖刮纸，一下一下，细得让人牙酸。

我想走，县长却留我，说清册未完，先生不能半途而废。我也的确走不了。旧契上的古字旁人不识，田界旧名旁人不知，哪个村从前归周氏，哪块地原是绝户，哪户欠过荒年债，只有我能一一辨出。

我越写越怕。

可我还是写。

我对自己说：我不过是抄字的人。

又说：抄字不是害人。

再说：没有册，便没有凭据；没有凭据，便更容易被人欺负。

这些话都说得通。正因为说得通，我才觉得更冷。

有一天夜里，我忽然想起周公子那句话：

“总比白死好。”

我这才发现，自己的声音和他有一点像。

（1938）民国二十七年秋，兵乱。

我在省城帮过几个月赈务。那时难民挤满城外棚户，领粥要有名，通行要有条，领棉衣要有证明。每天都有许多人排队，排到天黑，排到雪里。我们坐在棚里，写名，核名，删名，补名，盖章。

有个妇人抱着孩子来，说孩子病了，要领一份粥。我看那孩子脸已经青了，像是死了。旁边办事员说死人不能领，叫她出去。她跪在地上哭。我心里不忍，在册上添了一笔，写“幼口一”。

那天夜里，我梦见那个孩子伏在粥棚梁上，嘴里发出细细的鹤声。

第二天查账，果然多了一口。多了一口，便要从别处扣一口。扣的是谁，没有人知道。账上不会写“某人少吃”。账上只写“核准”“调整”“平衡”。

我问主事，这样是不是不妥。

他说：“赈务是大局，不能为一人一口乱了章程。”

我听了，竟觉得也有道理。

从那时起，我开始害怕“有道理”三个字。

因为世上许多最冷的事，都是有道理的。

那年冬天，我又看见那种白。不是雪白，也不是纸白，而是血被吸尽以后剩下的白。它在粥棚的碗边，在通行条的背面，在红印里，在那些等着被叫到名字的人脸上。

我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

我只知道它不是周氏一家养出来的东西。周氏只是曾经喂过它，借过它，替它修过一个能被看见的巢。

后来许多年，我不再写这些事。

写了也没人信。

人会说我年纪大了，疑心重，见不得新事物。

也可能他们说得对。

一九六八年冬，我第三次去辽东。

不是游历，也不是考古。有人从我箱底翻出《白租簿》，又翻出我从前写下的那句“食人而不见血，历劫而不称妖，是为仙”。于是我成了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

我已经很老了。

按户籍算，我八十多岁。可我自己知道不止。镜子里的脸像一张旧纸，皮贴着骨，青筋像华表上的纹。我的牙几乎掉光，腿也不灵，可眼睛却越来越好。夜里不用点灯，也能看见纸上的小字。

押送我的年轻人一路上很兴奋。他问我：“老沈，你说那个华表，是不是地主老财吸血的证据？”

我说：“是。”

他说：“这就对了。到时候你就这么说。”

我点头。

我没有告诉他，事情从来不止这么简单。

到了辽东，我差点认不出来。

周宅没有了，祠堂没有了，旧公署也没有了。人们说城外那两根华表早在修粮库时拖倒，碎石填进了地基。原址现在是供应站，门口挂着木牌：凭票供应，节约光荣。

供应站门前排了很长的队。

大家手里都攥着票。粮票、布票、油票、煤票、副食本。风吹过来，那些纸片一起响，像一群小鸟在人的手心里扑腾，可谁也不敢松手。

那声音让我很不舒服。

不是因为票。票本来只是票。可是我听着听着，就想起周氏祠堂里那些田契、身契、借据被搬进铜炉时，也是这种声音。

供应站后院挖出半截白石，叫我去认。

石头断了，但还是白得刺眼。几个年轻人围着看，说这就是旧社会迷信残余，要我写鉴定。我蹲下去摸了一下，手心立刻凉了。那石头不像埋在地底多年，倒像刚从什么东西身体里割出来。

纹路还在。

我看见汉隶，唐楷，宋人的细字，明清的小楷。它们一层叠着一层。再往下，是新字。

民国三年，清丈田亩。

民国十七年，编户核产。

民国二十七年，赈济难民。

我不想再看，可眼睛不听话。

下面有几行是我的字。

沈砚生校。

沈砚生经手。

沈砚生核准。

我的名字在石头里面，不是在表面。不是刻上去的，像是石头自己长出来的。那些笔画微微动着，像虫子在皮底下拱。

旁边的人催我：“老沈，写吧。就写它是旧社会压迫人的铁证。”

我说：“好。”

他们很满意。

我却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周氏早就不重要了。

周氏是一层壳。旧朝是一层壳。祠堂是一层壳。壳碎了，里面的东西并没有死。它只是换了地方。从前它住在华表里，后来住在公署里，再后来住在账册里、印盒里、粮秤边、票证柜里。

它不需要一直像一只鹤。

人只在害怕的时候，才会把它看成鹤。

平时它只是一张表，一本册，一枚章，一个窗口，一句“下一个”。

那天晚上，我住在供应站后面的小屋。屋里堆满档案，还有几麻袋作废票证。袋口扎着，仍有碎纸漏出来。窗外风很大，屋里纸响个不停。

我睡不着，就拆开一袋。

里面全是旧粮票。半斤，一斤，五斤，十斤。还有布票、油票、煤票。纸面上印着麦穗、齿轮、红星。我拿到灯下看，越看越觉得不对。麦穗的芒像细嘴，齿轮的齿像爪，红星的角里像藏着小眼睛。

每张票背面都有细字。

姓名。

单位。

成分。

定量。

核发。

注销。

我翻到一张，看见周慎之。

成分：地主。

供应：减。

备注：监督劳动。

周氏的后人。

我继续翻，又看到供应站保管员老梁。他出身好，口粮比普通人多一点。纸上有红印，印得很重。

再往后，我看见自己的名字。

沈砚生。

成分栏改过好几次。旧知识分子。可利用。专案对象。

口粮定量本来是二十七斤，旁边加了一笔，变成三十七斤。

那一笔是我自己的字。

我坐在那里，半天没有动。

我想起来了。十几年前粮食紧，我替几个老人写过证明，说年老体弱，需要酌情增加定量。别人求我，我写了。轮到自己，我也写了。我当时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一个老人多一斤两斤，算得了什么？况且我也要活。

可是账不这样看。

账只记你多了多少，不记谁少了多少。它只写核准，不写亏空；只写调整，不写饿相。你多出来的一笔，会在别处少下去。少在哪里，少在谁碗里，谁也不知道。

所以人人都可以说自己无辜。

我也可以。

我说过很多次。

说到最后，我自己也信了。

灯忽然暗了。

那些票从袋子里飞出来，一张张贴在墙上。布票像羽毛，油票像舌头，煤票像烧黑的爪子。票上的红印鼓起来，像一只只眼睛。那些眼睛不看我，也不看屋里任何人。它们只看账。

我的影子被纸片割成一条一条，慢慢贴进票孔里。

奇怪的是，我忽然觉得身上暖了。胸口多年的痛轻了许多，手指也有了力气。我那一刻明白，为什么我老成这样还不死。

不是我命硬。

是它还用得着我。

它总要留几个识字的人。留几个会辨旧契的人。留几个会写说明、会填表、会把混乱的东西分栏编号的人。清末叫幕友、书吏，民国叫录事、文牍员、科员。到了后来，名字又换，换得越来越普通，越来越像谁都可以做。

名字越普通，越让人放心。

人坐在桌边，离血不远，离刀也不近。他只是登记。他只是核对。他只是照章办理。他只是经手。

我一辈子最常写的，就是“经手”。

那两个字突然像钩子一样，从纸里伸出来，钩住我的喉咙。

第二天开会。

半截华表摆在供应站门前，旁边竖牌，写“封建迷信遗物”。周慎之也被带来了，站在雪里，瘦得像一件空棉袄。人们喊口号，声音很整齐。可是喊完以后，很多人都会偷偷看一眼供应站窗口。

因为会开完，就要发副食票。

我被推到台前，要读鉴定。

稿子已经替我写好。内容没有问题。周氏怎样借华表吓唬百姓，怎样趁灾荒收田，怎样用神仙故事掩盖剥削，全都写得明明白白。

我一边读，一边觉得冷。

不是因为它错。

是因为它太对了。

它把周氏说清楚了，却把别的东西放过去了。它说华表是旧社会的物证，可它没有说，华表不一定要是石头。它说周氏吸血，可它没有说，血可以不流出来。它说迷信被破除了，可它没有说，有些东西最喜欢被人宣布已经破除了。

我读到一半，停住了。

押送我的年轻人小声说：“继续。”

我低头看稿纸。

白纸，黑字，红印。

这三样摆在一起，我突然分不清它和《白租簿》有什么不同。

旧册写田亩、女口、童仆、欠额。

新册写成分、定量、关系、资格。

旧人献酒，新人盖章。

旧人跪在祠堂前，新人排在窗口前。

我抬起头，看见台下那些人冻得脸发青。他们不是恶人。他们饿，他们冷，他们等着发票。他们只希望自己的名字还在册上，自己的定量别被改少，自己今天能把该领的东西领回家。

他们不可能看见鹤。

就算看见，也不能承认。

因为承认以后，他们就不知道该去哪里领粮。

我忽然说：“这确是吸血的证据。”

下面有人准备鼓掌。

我又说：“只是血不在石头里。”

四周静了。

我听见供应站里面响起来。先是纸响，后来是柜子响，再后来是粮秤响。那声音一层一层叠起来，像有什么东西在地基下面翻身。

半截华表裂开。

裂缝里没有石芯，只有纸。

一层一层，全是纸。汉简，唐牒，宋户帖，明鱼鳞册，清黄册，民国清丈表，赈济册，供应关系簿。再往上，还有很多空白表格。那些表格没有写字，但栏已经画好了，像无数张张开的嘴。

每一个空栏都在等一个名字。

每一个名字都在等一个红印。

每一个红印都在等一点血。

可是血不会流出来。它只会让纸稍微湿一点，让字更牢一点。

风突然大起来。

供应站的门开了。粮票、布票、油票、煤票、副食票从里面飞出来，围着断华表转。它们越转越白，最后合成一只东西。

我不敢说那是鹤。

鹤只是它伸到人间的一小部分。真正的身体不在这里。它在账的后面，在时间后面，在所有已经写过和将要写下的名字后面。我只看见一截长颈，一点红眼，还有无数纸一样薄的羽毛。

每一根羽毛上都有名字。

有周氏祖先，有被周氏收去田的人，有我替县署登记过的人，有难民棚里那个已经死去的孩子，有周慎之，有老梁，也有我。

不止一个我。

宣统年的我，怀里藏着《白租簿》。

民国十七年的我，坐在公署里签送核簿。

民国二十七年的我，在赈册上添“幼口一”。

一九六八年的我，站在台上读鉴定。

还有更多的我，我看不清他们在哪里。他们坐在更干净的桌子后面，面前没有墨水，也没有纸，只有一块发亮的薄片。他们抬头看我，神情和我一样无辜。

他们都说：

“我只是经手。”

我听见自己笑了。

也许是哭。

我不知道。

有人捂住我的嘴。有人骂我胡说。有人往后退。周慎之站在雪里看着我，眼神很平静。那一眼不像恨，倒像早就知道。好像他早明白了：坐在桌后的人未必永远坐在桌后，站在台前的人也未必永远站在台前。

可桌子一直在。

册子一直在。

印一直在。

窗口一直在。

鹤一直在。

那古老的歌从票孔、账缝、印泥、人的牙缝里渗出来：

“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

这一次，我没有等它唱完。

我已经知道后半句。

城郭如故。

人民非。

不是人都死了。

是人会被写成别的东西。

写成田亩，写成欠额，写成户数，写成成分，写成定量，写成号码，写成资格。写得久了，人自己也会这样称呼自己：我是几口人，我是多少斤，我是什么类，我能领什么，我不能领什么。

等人自己也这样说的时候，鹤就吃饱了。

那天以后，我被关起来。

罪名改了几次。最后说我是借古讽今，妖言惑众。老梁偷偷给我送过几次饭。每次他都先塞进一张小票，再塞进一个冷窝头。他说：“沈老，别怪我。没票，我也拿不出来。”

我说：“我不怪你。”

这是真话。

我不怪老梁，也不怪那个押送我的年轻人。他们只是站在某一个位置上，只管一小段。老梁管窗口，年轻人管材料，我管字。每个人都只管一小段。合起来，就是一只完整的鹤。

最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

没有人觉得自己在喂它。

数月后，周慎之死了。

两个人抬他，轻得像抬一捆空稻草。供应站当月的账平了。少一个人的定量，许多数字就顺了。老梁在簿末盖了红印，盖完以后手一直抖。

他不是坏人，所以抖。

他还是盖下去了，所以那东西活着。

几年后，风声变了，我被放回南方。

临走前，老梁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有几张作废粮票，还有一小片从华表上剥落的白石。他说：“留着吧。您是研究旧东西的。”

我拿过来，看见粮票背面有一行淡淡的字：

已收。

已纳。

已归。

我问老梁：“你看见字了吗？”

他说：“哪有字？沈老，您眼花了。”

我没有再问。

后来票证慢慢不用了。

粮票作废，布票作废，油票作废。人们把旧票夹在书里，拿出来给孩子看，笑着说从前买东西还要凭这个。我听见他们笑，心里就发冷。

它不怕作废。

作废的只是旧羽毛。

再后来，纸越来越少，章也越来越少。许多事不必排队，不必递票，不必见人。人们说方便，说清爽，说过去那些麻烦终于没有了。

我也想相信。

可我的眼睛越来越好，好到我自己害怕。

我看见新的华表立在很多地方。街口，厅堂，门禁，柜台，还有那些发亮的屏幕后面。它们不再像石头，也不再有螭纹和鹤影。它们太干净了，干净得几乎不存在。

人们走过它们的时候，会主动说出自己的名字、住处、来路、去处、所需、所欠、所愿。然后等一个号，一个许可，一个通过。

没有人抬头。

抬头也看不见。

那鹤已经不必站在华表上。它在每一次“可办”里，在每一次“不予办理”里，在每一次“资料不全”里，在每一次“请重新提交”里。它没有声音，没有血，也没有脸。

它比从前更像仙。

我写这些的时候，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多少岁。

户籍上的年纪，档案里的年纪，别人记得的年纪，都不一样。我怀疑石头里也有一个年纪，那个年纪最长。可石头也不是开始。

晚上，我常觉得身体里没有骨头，只有一页一页薄纸。风从窗缝吹进来，那些纸就在胸腔里翻。每翻一页，就有一个旧名字从我身上掉下去，又有一个新名字贴上来。

我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我。

也可能从来没有我。

只有经手。

今天早晨，楼下又有人排队。

他们手里没有粮票，也没有布票。他们低头看着掌中一块发亮的东西。队伍尽头是一扇玻璃门，门旁有一根白色柱子，柱顶嵌着小小的圆眼。

那圆眼低垂，温和地照着每一个人。

一个人过去。

亮一下。

又一个人过去。

亮一下。

我忽然觉得那不是光。

那是喙。

它在轻轻点名。

它点得很轻，所以没人疼。

忽然，它朝我窗上闪了一下。

我听见辽东旧城外的声音。

“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

这一次，我没有闭眼。

后半句已经不用唱了。

每一个排队的人，都替它默念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