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后,没人相信南山上有一座精神病院,也绝无人相信师姐在精神病院里待过。
  淡淡灰色的瓦泥屋顶,鹤红色的长廊门柱,墙隙里镶嵌着幽绿的杂草。这些印象缠绵成一个整体,有些时候提醒我一种必要,需要走进院中低矮的凉亭去。这里是医院里最为醒目的地方。许多年前,师姐和我在这辩论过某些是非对错的问题。
  反正那天有很多人。我从没想过关押精神病的地方会存在这么多人,仿佛全世界有问题的人都聚集在这。他们在那天专注的聆听师姐和我之间的辩论。师姐为了证明她绝没问题,向我康慨激昂地讲述了唐朝至清朝以来的每一位皇帝。难道是确实宛若一位大智的历史人才。唐太宗,宋神宗,明世宗等先烈的英名在我脑顶盘踞了约一千年的时间。我一个也没记住。那时,我觉得自己正在被异化。被这些患者用对待同类的眼神光顾,我感到无所适从。于是当我扯回正题后,情绪激动的师姐低下头来。当我说完没人会在食堂和师政部门口动员组织收养流浪猫后,便细细观察起师姐娇小的面孔,白皙的肌肤和半明半暗的充满水光的眼睛来。
  十几岁的我欣赏同样年纪的女孩的眼光毋庸置疑是自私的。因此我的出神在当时来看,是理所当然的。在我几近剖析的观察下,师姐和从前一样美丽。
  假如一个正值年华的青年,不爱点什么,专注点什么,那么他就不能算是正常的青年。毫无疑问我正常的。那几年我对师姐正值这种态度。所以当我背着受伤的师姐上山,同她一起饲养流浪猫,对于不合年纪的我来讲,是一件多么勇敢无畏,自私自得的事。
  只不过在那场不分对错的辩论后,我收到师姐沉默后扬起的第一巴掌。出于什么原因激动起来,现在我早已忘却。假如当时我没有站起,而是一贯温和地看着她;双手撑头以表示赞同,而非手舞足蹈地训诫她;或者是本不该说出那样的话,仅此而已。
  这样一来,她也不会独自生闷气,扬起给我的第二巴掌后,然后独自离去。
  可当时我并预见这些,所以没有挽留与补救。师姐离开凉亭,走出鹤红色的长廊门柱匆匆扫上我一眼。这一眼使我当时处于误解的状态。以至于现在想起来,从那眼神中品味出的也只有单纯的玩笑。但从后面的发展状态来看,那是某种其他方面的怨恨。
  不管怎么说,之后的事当时很多人都知道了。在她扫完那一眼后,便下了山。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我十九岁的时候,身体跟秋后干枯的苗杆一样脆弱。这种脆弱的体质让我无法胜任下乡慰问乡亲的工作。而且我还是一个学生,清闲的时间里,本该和伙伴在一起嬉闹的。
  可当我穿戴整齐,背着行囊,在广袤天地中穿行而过,拨开层层冷雾,恍惚间听见田野和枫叶林间来回跳动的声响时,我的体内正燃烧着青春的欲望。它们使我一往无前,无所畏惧。天下任何忧虑,不过微尘尔尔,一伸手便能拥抱每一个健康和快乐的人。这种欲望就是常给我这样的感觉。
  我把这些告诉师姐时,她和我正走在一间田间泥路上,上述场景自然也属她所见。她听我讲话的时候正在用力系一根白色的布腰带。她对此表示十分赞同,而且还开朗万分地叙述到下乡的意义。这种意义所在就是你现在体验到的,她如此说道。后来,我们一起走过一段路,她十分高兴的停下来。然后若有所思补充道:果然没看错人,这真是把你带上的原因,好好干吧。
  不过几天,我内心的意义便急转直下。直到有一天清晨集合,我还赖在被窝里。我在被窝里数着来到这里以后,遇到多少人,干过多少事,走过多少路。当我盘算清楚后,不免哭了起来。我觉得十分委屈自己。下到这个地方除掉拼取耐力,还要拼鞋子。一双好鞋可以支撑好几天的行程。耐力总有,可我那时只携了一双鞋子。所以我哭了出来。
  我在床上忧愁万般,泪衣连连。于是听见师姐稚嫩且坚韧的嗓音在晨雾中呼唤着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心里产生变化。很多年后,当我从那片早晨的寂寞中回望时,发现了那种声音对我产生了怎样伟大的影响。但当我重新回忆起她呼唤我,走到我房间前,踌躇许久叩响屋门后,我的懒散一哄而散,心里很有分量。甚至可以很喜悦的说,我满心的兴趣和爱慕都在那时油然而生。

  假若十九岁的时候,我没有和师姐到下乡去。那么绝不会听见那些老人称呼我们知青,称下乡为插队。当然,这不是插队,我们也不是知青。不过恰巧在这个年纪,会有那么几个面红耳赤的青年人走在路上,推着车子一面走一面笑。譬如有一位老太太,满头花发,眼神已经不灵光了。我到过她家里几回,很破很暗,房顶漏雨,陈设简素,正堂摆着副黑色白底像。我常把上面的男人视为老太太的儿子,因为他是那样的年轻。老太太每当遇见师姐便心花怒放,遇见我便泪眼婆娑。我的到来对于这样一位老人会是一种灾难吗?这对于当时青春期的我来说,是一个痛苦的发现和探索。确凿每每这个时候我便会产生坐立难安的心思,所以在起身离开时总会这样说:“老太太,柴火在哪?”“老太太,那你先歇着吧!”“不用起身送,这路我不怕。”但我不是真走,因为师姐还在那里,她要搭乘我的单车回宿舍。她在那里经常忙一些小事,并且乐此不疲。
  鉴于以上情况,我觉得是自身出了毛病,干脆不去那户老太太家了。
  之后对于我价值的怀疑,如滩淤水在我生活里化开了。直到一天师姐和我讨论起当地人口的红利问题来,不知不觉间移至到那户老太太的历史问题上去。师姐不只怨恨过我一次不去那老太太家里了。终有一次我向她坦露我心中的烦闷。
  “你真是这样想的?”
  “是的。我的到来好像暗示某种灾难。”
  “人家以前是知青!和你一样。”
  “我又不是。”
  “她老伴是,她也是。她老伴几年前驾鹤西去了。亲口跟我说的,真的。”
  其实叙述到这里,我大概已经一目了然了。她视师姐为自己,视我为老伴。这是件很感动同时厚重的事情。单单到这里,确实解掉我心里之罪,但当时我无法确认是否为当事人原话,尤其“什么什么驾鹤西去”最为可疑。因此没过几天我回了学校,把师姐一个人丢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