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
卡夫卡在文学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勃罗德是卡夫卡的挚友，我们都知道卡夫卡临终前曾嘱咐勃罗德销毁其所有未出版手稿，但勃罗德违背遗愿，整理并出版了《审判》《城堡》等作品，使卡夫卡得以闻名于世。
我们来深入看看这个细节，卡夫卡主观上想摧毁自己所有的思想结晶，他的口径是这些都是垃圾，没有必要被别人看到。世事难料，如果他能知道自己哪一天离世，他大概率会主动来烧掉，这样的话他的朋友无论是谁都无济于事。但机缘巧合下他把烧毁的主动权交给了朋友，最后朋友违背了他的遗愿，所有的东西都得到保留。
如果没有卡夫卡，会不会有人写出卡夫卡类似的作品，那个土地测量员、那只甲虫、语出惊人的对话、如同梦魇一般的叙事、精准到全人类的寓言，我觉得肯定有，或许会晚一些，但是对于当下的百年之后的我们来说可能区别不大，我们聊这些时如果遇到一些相似的景象，依旧会感慨——文学巨匠某某某在那本书里就已经有过预言一般的寓言了。只是这个某某某名字不再是卡夫卡。或者换个角度来说，就算文学界真的彻底没有这些作品，那文学界真的会有什么影响吗？宇宙真的会有什么变化吗？貌似都不会，太阳照常升起，地球依旧自转。现在写这篇文章的我当然可以说文学史少了一点东西，但这是基于另一条世界线或者潜在宇宙来说的。但这些作品的痕迹呢？或许只有个别例如卡夫卡身边的人知道，但随着他们的老去，这些都大概率会彻底失去注入公共空间的机会。公共空间到底能不能代表整个宇宙，答案好像是肯定的，确实不能。宇宙中真的有一个叫卡夫卡的人在某年某月某天，写过这些作品，他的心在为这些作品而颤动，他在修改打磨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尽管这些作品没有被任何人看见，但是无声的宇宙肯定记住了。
问题在于，卡夫卡式的本质就算不仅是内容和风格，但我们真的还需要分得那么细吗？卡夫卡二号或许永远都和卡夫卡不太一样，但是当确定性收缩，我们根本无需讨论其他可能性的卡夫卡，只需要专注于现在这个就好了。
还有一个衍生的、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人是群居动物，如果一个人的存在只被存在之主即宇宙记住了，那到底能不能做得更加干脆些，直接把这个人从”存在过”的范畴里剔除出去。实际上，所谓存在的概念本身也是我们在定义的，并且我们在日常语言中，极大概率都会认为“没被记住”就是“没存在过”。或者说这并不是一件需要提及的事情，俗话说人的三次死亡，最后一种就是在社会上的彻底消散。一个社会性动物彻底在社会里消散，也就是实例本身否定了概念，那本体论的讨论还有没有意义？对于人来说，关于这个人存在的讨论到底是不是彻底就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游戏？假如下一秒我就以不死之身出现在一个只有我一个人的星球上，我还会思考这些吗？应该会，但是思考结束了也就仅仅是思考结束了，没有回声的思考，就像没被记忆的记忆。
社会记忆和本体论存在是不是对立面，至少现在，除非让我开始彻底写一部幻想或者科幻小说，否则只拿现实来说的话，我也依旧想象不出来不是对立面的场景，我的想象力很匮乏。
如果我的存在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在本体论上我确实存在过，这个我承认，我的每一次吸气、呼气、每一次大笑，都扰动了整个物理宇宙，如果宇宙是一棵巨树的话，我的存在正在不断给这个树修剪枝杈。问题是，仅此而已吗？没有留下痕迹的人最终只能获得这样一个充满浪漫主义的解读吗？我知道，这是常态，一场战争里，胜利的将军是最容易被记住的，其次都是一视同仁，绝大部分死去的士兵、马匹、坦克、步枪几乎都没有被任何记住的机会。但是说实话，我确实不甘心。
我们再仔细分析下问题的源头，源头在于我想让不被记住也成为一种值得过的、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可是什么是值得过、什么是有价值本身就在被公共意识定义，改变这个就相当于树上非常粗的枝条剪掉。我只能给出某个懦弱且充满无力的结论：很难但并非做不到，我大概率是做不到的。而且这是一个涉及到存在的问题，如果我有一个喇叭，我对着全世界说，我们每天报道的、出现在课本里的、媒体赞扬的，和你们身边那些只有你一个记住的人，其实没有任何区别，我会不会被挂在十字架上？这个问题瞬间就牵扯到什么是人以及人格的定义了。
我在想，如果我什么都不能做的话，我至少能思考这个问题，那么我的思考到这里就结束了吗？如果我再继续思考，是否只能思考出一些分支链路了？我不知道，我很无知。
喋喋不休、反反复复，如果要我最终用一句话总结的话：当社会性彻底消散，个体的值得就算被此刻定义了，然后呢？好像没有然后了。所有本体论上的有与无、多与少，我有时候真的找不到需要它们的理由。我只能无奈地承认一件事并在漫长的岁月里用这件事对自己进行自我说服——即它们不需要存在的理由，也可以没有任何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