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画，大约是很早就有的了。
部落的人把炭灰抹在石壁上，画下猎物、火焰和死去的人。那时大概还不懂什么历史，只是怕忘记，于是画了。后来颜料换成了朱砂与金粉，石壁换成了宫墙，人却并没有变得更清醒。
正殿里，墙面与梁柱都画得极满。
开天辟地的君王坐在那里，天下仿佛是他一夜之间想出来的；贤明的君王端坐不动，阶下站着后来被称为“三教九流”的人，他们仰着头，却没有脸；还有那隆准龙颜的君王，马蹄扬起，剑光很亮，看不见倒下的人，只剩“七国臣服”四个字，写得端正而体面。
血与火当然是有过的，只是已经被反复涂抹，变成了赤粉与金漆。
后来的人站在殿中仰望，只觉得庄严、肃穆，甚至生出敬畏来，却很少去想：这些画若会说话，大概说的并不是颂歌，而是别的什么。
再后来有了竹简，又有了毛皮，又后来便有了纸。
人们似乎不必再在墙上画了，于是改用笔写。写起来很方便，也很节省地方，只消几行字，便可以抵得过从前满壁的图画。
历史也就在这时被写出来了。
写的人坐在案前，笔很稳，墨很黑；被写的人却不必在场，有的已经死了，有的本来也不配出现。于是，血被写成“征伐”，饥饿被写成“灾异”，死去的人合在一起，叫作“若干万”。
这自然被称为文明的进步。
因为字是端正的，纸是洁白的，看起来比岩壁要干净得多。至于留下些什么、抹去了什么，倒很少有人再追问了。
非要刨根问底的，总被叫作怪人。
因为大家都很忙，忙着过日子，忙着记住该记住的事。那些没人要的、已经忘了的东西，本来就该躺在角落里发霉，何必再去翻动？
然而偏偏有人不肯。
他把旧账一本一本地掀开，把灰尘拍掉，指给人看，说这才是真实的，是重要的，是不该被忘记的。听的人多半不耐烦，觉得他多事，甚至有些不识趣——好好的日子，何苦提这些。
至于他究竟求什么，大约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也许不过是觉得：若连这些都不许记得，那活着便只剩下被允许的记忆了。
人心里原是放不过对错的。
至少有人是这样：一旦分不清，便翻来覆去，夜里也不得安稳。若连是非都没有了，连睡觉也成了一件没有根据的事。
世道像是起了雾。
雾里有人悄悄挪动梁柱，昨日还是对的，今日便不再对；从前算作错的，忽然又被原谅了，甚至还要人称赞。雾很厚，看不见手，却知道一定有人在翻腾。
是谁在动手！
他是不知道的。
那东西向来不解释，也不容置疑。
于是他反复问：什么是对？
什么是对！
问到后来，连问的人也有些害怕了。
他不敢有答案。
夜里常常一身冷汗醒来，一时竟不知自己是谁。
他要把它翻出来，要给那东西一点报复。
错的便是错的，对的便是对的；它们都可以发生，却不能被调换位置。若把错当作对，把对当作错，那便不只是糊涂，而是存心了。
然而在此之前，他得先弄明白自己是谁。
因为一个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的人，即便喊对错，也不过是跟着回声吵闹罢了。
要知道自己是谁，便得先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事到如今，是非于他，像是一根绳——抓在手里，才知道长短；拉直了，才看得出曲折。
知道自己是谁，最省事的办法大概是照镜子。
然而铜镜也好，菱花也罢，照见的不过是一张脸：眉目还在，神情尚可，至于心，镜子向来不管。
于是他只好出去找。
找各种各样的人，与他们并排站着，看他们如何说话，如何沉默，如何在对错之间闪躲，或忽然站得很直。对照之下，才慢慢看见自己心里也有相同的阴影与亮处。
对错其实并没有真的变。
它们只是蒙了一层雾，被人反复指点，仿佛挪了位置。雾散不开，是因为看的人太少，或看得太急。
若能在这些人身上，找到那一点始终不肯改口的东西，
雾便薄了。雾一薄，那翻腾的手也就露了形——它之所以能颠倒是非，不过是仗着别人看不清罢了。一旦看清，它便再没有什么手段。
他便要去找。
找到的未必就是对错；对错不过是后来才显出来的结果。
他所要找的，是那个始终不肯变动、能够照见对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