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的路越来越多了。没有路的时候，我们会迷路；路多了的时候，我们也会迷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

——《额尔古纳河右岸》

    看严肃文学作品是一件苦差事。并非文学作品本身晦涩难懂，而是一旦投入到阅读中，就像沉溺在磅礴且辽阔的海洋中，非得呛出一口海水，否则不能从作者笔下恢宏的世界中脱离出来。

    这本《额尔古纳河右岸》，我在学生时期并没有听过，倒是对它的作者迟子建老师早有耳闻。我对她最深的印象是，这个像男人一样的名字背后，是一位笔力细腻而有力量的女人。而知道这本书，无外乎和很多人一样，是通过董宇辉在直播间的推荐。其实我只知道推荐这件事情，至于他是如何推荐、又是如何让这么一本严肃文学畅销600万册的，我是一概不知。但《额尔古纳河右岸》这七个字，不知何故，似一汪清澈的泉水，流经了我的心。以至于在四年后的一天，我从书架上取下这本书，一头扎进这个古朴而又魔幻的部落。

    小说采用了多重叙事。“我”既是故事的讲述者，又是故事的亲历者。整部小说结构以时间为脉络，列出章节标题：从清晨到正午，再到黄昏，到月亮冒出了头。

    如果一开始并不知道作者这样列章标题的目的，那么直到读完所有内容，你才会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九十多岁的“我”用一天的时间，讲述了“我”这一生的故事：“清晨”里，“我”温馨细致地展开这幅画卷的背景，那是孩童、是青春、是记忆中鄂温克族的开始，神秘的萨满、温顺的驯鹿、自由的游猎生活，既是“我”一生的开始，也是“我”一生的追寻；“正午”的阳光刺穿了眼皮，生活的齿轮加速旋转，“我”遇到了第一任丈夫，也开始经历身边的生与死，但生活仍在继续；直到“黄昏”来临，在时代的大背景下，鄂温克族的隐世生活开始被一层层揭开，现代文明的潦草闯入，给神秘以祛魅、给自然以冲击；可时间正在以一种近乎野蛮的气质，吞噬着一切传统与习俗，尽管许多东西都已经发生了改变，但仍有一些东西始终未变。而其中的变与不变，就是作者整本小说的表达。

    以上的讲述十分笼统，我也清楚，但我又实在不忍像三分钟解读电影一样，将小说的内容清晰点透。真正的小说除了情节之外，实则是“视听触嗅味”多感官的综合作用，一旦投入进去，就像是看了一场5D电影，书中驯鹿就像是在我面前咬刍鲜苔，细胞破裂的汁水溅到了我的皮肤上，清凉而略带咸腥的河风灌入了我的鼻腔。而我远远不能把这种临场感传递出去，索性就只讲些我看到的东西。

    第一，小说的真实性。我一直认为小说的真实性应该排在小说创作最重要的位置。并非说小说没有虚构性，而是这种虚构性也建立在真实感之上。一般而言，俄国作家比较擅长这方面，比如普里什文作品里对自然的细致刻画，又比如托尔斯泰，随手的描写竟然就是反映阶级的百科全书。但真实性是否必须完全依赖于繁琐细致的刻画和描写呢？《额尔古纳河右岸》就给出了答案——并非如此。小说在丰满部落生活的同时，总是在描述形形色色的山川与河流，但这种描绘并非物理意义的，它描绘“勒拿河”时，先说“蓝色的河流”——视觉，再说“传说它宽阔得连啄木鸟都不能飞过去”——尺度上的宽阔与历史传说留下的厚重感扑面而来；继而向上溯源“上游，有一个拉穆湖，也就是贝加尔湖”——视角转移的同时拉进读者的认知距离；“周围，是挺拔的高山，我们的先祖——一个梳着长辫子的鄂温克人，就居住在那里。”——视角由小及大、历史由近及远、祖先由抽象转而具体。以上在原文中短短六行字，交代了部落的历史、祖先生活的环境、现居周围的山与河以及“我”静谧而自然的生活场景。信息密度之大，在刻画小说真实感的同时，又作为内容的一部分服务于主要叙事。

    第二，第一人称视角。这一点看上去简单，但实际操作时并没有那么简单。通俗而言，第一人称视角又称为限知视角，因为故事的叙述全依赖于“我”的所观所感所思所想，故而对小说情节的推动和发展动力有限。在平时的写作中，第一人称视角往往用于悬疑、侦探、回忆，更容易展现故事主人公的情感。但由于视角所限，很难全面展开小说世界观。但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回忆本身就是叙述的一部分，因而小说中存在两个“我”，一个是作为故事叙述者，这个九十岁的“我”，通过回忆来补全其他人物的故事和视角，以达到全知全能的描述；另一个是故事中的我，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在叙述中传递着每时每刻的切身感受。通过两个“我”的叙事交叉，拓宽限知视角的叙事边界，进而在保有小说真实性的同时，增加叙事深度。

    第三，民间神性书写。《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关于萨满的刻画是我认为小说的最重要的亮点，一度让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人格分裂——“这不可能吧？这也太神了！”“萨满的神力一定可以挽救生命！”作者通过刻画萨满，实现了至少三重的功能：一是补齐了氏族的世界观。一个氏族不可能没有信仰，而信仰正是带领一个氏族走出历史的指引。在小说中萨满的存在感甚至远超酋长，并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作出极为重要的决策。二是深化了生与死的主题。这部小说中生与死的人几乎一样多。作为同样书写大量生死的《活着》，余华以人世苦难写生存韧性，迟子建则借自然循环消解死亡悲痛，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观。妮浩萨满每一次拯救人都是以自身孩子的死亡为代价，这种死亡的背后孕育着生机，正像大自然中“叶落为肥，肥养树壮”，生生不息。三是增加了情节发展的动力。描述一件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是如果加上了怪力乱神的元素，似乎就有所不同。除去小说中关于萨满的描述，《额尔古纳河右岸》仿佛就成为了百年游牧史的记录，而加上萨满，这部作品的文学性就陡然提升。这种文学性不仅体现在情节的曲折上，更加体现在作品的深度。萨满代表神力，而小说中的神力本来就是自然，因此萨满对于人类的拯救也好、怜悯也罢，本就是自然对于人类的具象化体现，直到有一天氏族真正地失去了萨满，氏族也就走上了与自然的对立面。

    当然，我所从这本书中看到的，只是作品中零星的一角。碍于我自己的才疏学浅，只能从这些文学大家笔下，采撷吉光片羽。至于躲进小楼成一统，则是我万万要警惕的。